国家大剧院是怎么通过审批“上马”的？

      没有任何一个建筑师承认自己是西方价值观的典型代表，也不会刻意充当西方软文化的侵略者。问题是我们的浅薄和寡见导致了我们的失误，我们的民族意识也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中变得麻木不仁起来。安德鲁所宣称的要以他的这种“粪蛋”形设计把中国文化逼到危机的边缘。从中国人的逻辑来看，也许是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文化的危机。但这种意识对这个国家来说却是一种羞辱，他用一种断然的方式教训了这个虽然开放，却没有见过世面的国家。可悲的是我们的孤陋寡闻，或者是不懂建筑的人扮演了不该扮演的角色。

文_王博

【一】

      国家大剧院的建设问题引起的巨大争论，这在新中国建设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涉及面之广，争论议题之激烈更是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令人不解的是，当初担任国家大剧院国际设计竞赛评选委员会主席的、两院院士吴良镛也加入到了“上书”行列。和他一起“上书”的还有第一轮评选委员会的委员，包括两院院士周干峙，中国工程院院士、建筑设计大师张锦秋，中国工程院院士傅熹年等元老级人士。更令人不解的是，既然国家大剧院面对如此之多的非议，为何还“上马”了呢？

      早在1958年，为了给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周恩来总理提出建设国家大剧院，并批示“在人民大会堂以西为好”。借着“大跃进”的东风，国家大剧院设计方案在几个月内就全部完成了，并通过了主管方面的审批同意。但因国家财力有限，加上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等因素，使得工程一拖再拖。

      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实力增强，因此国家大剧院建设再次提上议程。1990年，文化部提出在原址上兴建国家大剧院，并成立了筹建办公室。1998年1月，中央决定成立“国家大剧院建设领导小组”，同时成立“国家大剧院工程业主委员会”（以下简称业委会）负责工程的组织实施。业委会的人员由北京市、文化部、建设部三方人士组建而成，代表国家行使业主权利，承担业主责任。同年3月14日，业委会在中国大饭店举行国家大剧院设计竞赛发布会，明确提出国家大剧院应该体现时代精神和民族风格。一个月以后，成立了由11位中外权威建筑师组成的中国国家大剧院国际设计竞赛评选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委会），由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吴良镛任主席，中外评委包括主席在内共有11位，委员包括傅熹年、周干峙、宣祥鎏、彭一刚、张锦秋、何镜堂、潘祖尧（香港）七位中国著名专家，外加阿瑟·埃里克森（加拿大）、芦原义信（日本）、里卡杜·鲍菲尔（西班牙）三位国外专家。

      随后，评委会发布了《中国国家大剧院建筑设计方案竞赛文件》及其附件，明确规定了设计原则：第一，应在建筑的体量、形式、色彩等方面与天安门广场的建筑群及东侧的人民大会堂相协调；第二，在建筑处理方面须提出自身的特色和文化氛围，使其成为首都北京跨世纪的标志建筑；第三，建筑风格应体现时代精神和民族传统。通俗地讲，它并须满足三个要求：一看就是个剧院，而不是别的；一看就是个中国的大剧院，而不是国外的；一看就是天安门旁边的剧院，而不是别处的。

      为了选出优秀的竞赛作品，保证竞赛公平、公正的举行，《文件》规定各参赛方案均须先经过规划、建筑、声学、舞台工艺、消防等方面的技术审查，提供初审咨询，再报送评委会进行评选；参加技术审查的人员不拥有评选投票权，拥有投票权的仅为由建筑抓夹组成的评委会11位委员；评委会委员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以简单多数产生三个提名方案；评审结束后，由评委会写出“评审报告”，经全体评委签字后交与业委会；全部参赛方案在评委会评选工作结束后，由业委会将“评审报告”及三个提名方案向国家大剧院建设领导小组汇报，汇报前要进行公开展览；被提名方可以自愿参加汇报，介绍方案，最终由领导小组决定中选方案等。可以说，大剧院工程的筹划工作还是相当严谨认真的。

      当时并没有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国际上一些著名的建筑师、设计所和国内十几家大的设计院被邀请参加招标工作，加上自愿参加竞标的，第一轮共有44个方案参选。保罗·安德鲁所在的法国巴黎机场设计公司未被邀请参赛，因为按《文件》规定，只准邀请“具有丰富的相关工程设计经验”的设计单位参加，而安德鲁只设计过机场，从来没有设计过剧院建筑。但是《文件》又规定“如果未被邀请单位自愿参加竞赛，其方案以同等条件参加评选”，所以安德鲁的方案仍以平等身份参加了评选。

     1998年7月24日至29日，评委会对所有参赛作品进行了严格的评选。遗憾的是，评委们认为在全部竞赛方案中，没有一个方案能较综合地、圆满地、高标准地达到设计任务书的要求，深度不够，有些方案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以及与天安门广场特定地段的相互关系考虑不够，因此无法推举初不做较大修改即可作为实施的三个提名方案。最后，评委们仍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预选，最后正式投票（无一方案获全票），选出得票过半数的五个方案。最终评委们根据《文件》规定，即方案提名“如条件不具备，可以缺额”的精神，不能如愿提出三个方案交领导组确定中选。建议业委会将上述经过投票产生的五个方案，作为参加单位，给予充裕的时间，再进行一次新一轮设计工作，修正原有方案，以期产生新的建筑精品。

      当时评委会对安德鲁方案的评价是：这是一个简洁的建筑，同时照顾南北两面，设计整体性强2，南北有水池环绕，并由观赏台，可以极目远眺，建筑造型很有个性。其缺点是：造型过于严整，似纪念性建筑，平面以大剧场为中心，在南北入口处，空间显得局促，且人流在大剧院四周来往，交通组织欠佳，空间单调无变化，深色石头过于沉闷压抑，难以与周围环境协调。

      1998年8月24日进行了第二轮竞赛。根据领导小组的意见，第二轮竞赛原则上仍聘请第一轮评委继续担任评审委员，吴良镛仍任评委会主席，另增加上海、南京各一人（齐康、戴复东），计国内专家八人；国外专家两人。原第一轮评委彭一刚和日本评委芦原义信未参加第二轮评选。

       由于专家组对第一轮的五个方案并不满意，所以第二轮招标中又邀请了一些国内的设计单位。虽然第二次竞赛仍没有够格的作品，但是评委会仍然选出了五件设计作品，他们认为“这些方案均不够完美，或多或少存在问题，有的存有比较严重的缺陷，提请领导小组和决策人慎重考虑”。其中，对安德鲁方案的评价是，“从整体上看建筑独立性过强，难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建筑形象缺乏剧院建筑特色”。

      这样，两轮国际设计竞赛活动均没有选出合格的设计方案。评委会建议：基于所遴选方案的不成熟性，亟需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结合任务书研究的深入，以足够的时间对方案进行深化和完善。随后评委会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解散回家。

【二】

      1999年5月，业委会采纳安德鲁的设计方案。7月22日，业委会报批中央同意。至此，被称为迄今为止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次建筑设计方案招标活动宣告结束。业委会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国内建筑行业专家、剧场技术专家和表演艺术家等专业人士频繁召开座谈会对设计方案进行论证。业委会作为国家大剧院方案征集工作的组织者还深入到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以及北京市人大和政协当中进行了广泛的意见征集工作。因此，安德鲁的方案是一个经历了十分复杂而认真的筛选、论证程序后，评委会最终选定的好作品。

        看起来，这样一个竞赛结果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但是2000年6月10日，在北京召开两院院士大会期间，由著名科学家何祚庥、吴良镛、周干峙、陈难先、周镜、张锦秋、关肇邺、傅熹年等49位院士签名的《建议重新审议国家大剧院建设问题》呈交中央，批评安德鲁方案存在严重缺陷，“在功能上属二三流，但造价却是超一流，是典型的形式主义作品”，建议中央缓建国家大剧院，并对设计方案展开公开讨论。九天之后，沈勃、郑孝燮、张开济、侯仁之、宣祥鎏、刘小石、彭培根等114位建筑学家和工程学家也联名表达了类似观点。

      奇怪的是，既然国家大剧院设计方案是经历了十分复杂而认真的筛选、论证程序后才最终选出的好作品，那么，为什么担任国家大剧院评委会的专家们也参加到了“上书”行列中呢？从1998年11月第二轮竞赛结束，到1999年5月业委会采纳了安德鲁的方案，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据知情者讲，对安德鲁方案偏爱有加的业委会，自行操办，跳过了招标委员会、规划局、首都规划和国土资源管委会和首都建筑艺术委员会，在没有相应的可行性研究和概预算报告的情况下，就在1999年6、7月间将选出的三个方案直接送交中央。8月中旬法新社报道安德鲁方案已被通过，声称它是设计招标竞赛中标的作品。

       对于第三轮的评选过程，恐怕现在还难以求证，但是原有的游戏规则被打破则是不争的事实。后期的评选过程就像大剧院的结构一样，大房套小房，一步错，步步错。正如院士上书中些的那样：“实践说明，在开展建筑方案设计以前，拟定‘任务书’是关键的环节，任务书是一种‘规划设计’。如果这个题目出坏了，文章也就难写了。这次要建四个剧场，还要这样多的面积，不知有何科学依据，是否经过认真的论证，都盼望加以总结。我们建议对设计任务书重新予以论证研究和审定……由于这不是局部的技术性问题，而是设计方案本身不合理，修修补补不能解决问题。因此，我们建议撤销这个不合格的方案，现在撤销是损失最小的。”

       在遭到广泛反对后，业委会又不得不委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主持，开了一个评估会。2000年8月10日，评估会由该公司主持，40多位专家参与讨论。业委会规划设计部的人士在接受凤凰卫视的采访时说：三个候选方案出来以后，我们要推荐哪一个方案作为首先方案向中央汇报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邀请了方方面面的人士，一起来讨论这个事情。最后表决的结果是，建筑专家组是有10个人，有5个人推荐安德鲁的方案，有5个人推荐英国方案；10位技术人员组成的工艺专家组有3个人支持英国方案，7个人支持安德鲁的方案；当时文艺界人士组成的艺术委员会中有6个人，全部都支持安德鲁的方案。业委会作为执行机构也表了态，业委会内部都支持安德鲁的方案。来自相关部委的领导小组成员也表态支持安德鲁的方案。所以我们当时给中央写报告就是推荐安德鲁的方案，那两个方案也做了相应的介绍，由中央来最后决定。最后中央还是决定用安德鲁的方案。

      令人不解的是，业委会自行组织了对方案的“修改”工作，第二轮的11位评委到评估会时只剩下了5位，即吴良镛、齐康、何镜堂、宣祥鎏、戴复东，同时新增加7位，吴良镛担任组长。第二轮几位一直明确反对安德鲁方案的中外评委都出局了。除此以外，艺术委员会和工艺专家组也由他们自行认定。请注意，据称这次的“修改”活动没有组建“评审委员会”，只设置了“专家组”，这就意味着，建筑专家组只是与工艺专家组和艺术委员会平行而存在的，都只是咨询性质，并不享有评选的独家投票权。这种评选体制，与两轮国际竞赛已有根本的不同。另外在这次“评选”中，建筑界只占少数，误导、喜剧、音乐界人士，还有技术专家占了多数。每个与会者，不管是不是懂建筑的，都可以参加决策。但是作为建筑学的外行，他们的赞成票从建筑学角度看几乎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与会的北京建筑设计院前院长沈勃先生就说，这样得出的结论是不科学的。可见，既当裁判又当球员的毛病在社会各界屡见不鲜。

【三】

      国家大剧院设计竞赛评委会副主席、加拿大建筑师埃里克森说：“现在这个经过修改的方案看来仍然有同样的平面布局问题，只是它再加上了一层像飞碟的尸衣，因此看起来极不适当。”加拿大皇家建筑学会院士、国际都市规划学会院士迈克尔·柯克兰曾经写信表明了自己对安德鲁设计作品的忧虑，他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国这座“千禧年建筑”把“建筑语言和基本科学规律都倒到沟里去了”。他认为，为了创造一个超新现代建筑而避免中国传统建筑设计的美感是错误的，这座建筑在西方绝对不会被允许的，反而在中国钻了空子。“这是一个将会站在那一百年的建筑，不像服装流行或一时的狂风热潮，请千万慎重考虑”。

       著名建筑大师、清华大学教授彭培根认为，从大的空间组合功能上看，安德鲁的设计是绝对的形式主义，用张开济的话说就是“脱了裤子放屁”。一个大穹顶罩起四个剧院，房子里套房子，西方人叫“屋中打伞”，中国人叫“作茧自缚”。这个毫无意义的大穹顶不但浪费了更多的建材和空间，而且还限定了建筑自身的高度，只能向下挖掘几十米，增加了建造的难度。贝聿铭的同班同学、台湾建筑大师王大闳评论说：这个违反常规功能的设计或许会迎合一些人的口味，但却是一个粗野和拙劣的作品。

      哪些人的口味呢？国家大剧院工程业委会的某权威建筑师在一家电视台做客时谈到：当他第一次看到安德鲁的方案时，感到非常惊讶，人从水下进去，经过一个水下长廊，就会看到一个很大的空间，然后摆了三个剧场，这个想法太独特了！从水下进去的构思是别的方案没有的，都很平淡。

      国家大型的公共建筑只有增加透明度，真正地让公众参与，才能将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大型公共设施的建设需要良好的制度保障，困难的是游戏规则的制定是否真正地体现各方的意愿，并且使共识不受干扰地实施。

       从城市规划的角度看，大剧院的选址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为什么四十多年前定在天安门旁边，之后就必须在那里呢？可见，我们在选址问题并不占有主动。在欧洲，建筑学意义上的权力中心主义早已被打破，城市历史中心多已非官方化，变为纯粹文化意义上的历史区域。但是，在中国，官方和学术界在中国文化遗产概念和现代性方面还存在分歧，理论准备和综合性的城市规划政策并不成熟，历史文化中心非官方化的现代城市理论导向也很缺乏。

      在大剧院的设计原则的制定上，我们同样是“被游戏者”。早在设计竞赛的第一阶段，业委会主席就阐明了设计方案的基本原则，现在看来这座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建筑违背了设计原则的初衷。在充满了传统建筑符号的天安门广场旁边，这座完全现代主义的大剧院，高傲地展示着它“与传统决裂”的工业化的帐篷格调。这座为中国的蒙古族所专有的大帐篷在中国人看来只配当做表演杂技的场所，没想到却成了外国人教训中国人的抽象符号。中国人所熟知的传统的剧院建筑没了，用作航空器材的建筑外观材料模糊了国人的视线，疏远了国人与大剧院的亲切感。

       无疑，没有任何一个建筑师承认自己是西方价值观的典型代表，也不会刻意充当西方软文化的侵略者。问题是我们的浅薄和寡见导致了我们的失误，我们的民族意识也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中变得麻木不仁起来。安德鲁所宣称的要以他的这种“粪蛋”形设计把中国文化逼到危机的边缘。一个西方建筑师之所以这样说，从中国人的逻辑来看，也许是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文化的危机。但这种意识对这个国家来说却是一种羞辱，他用一种断然的方式教训了这个虽然开放，却没有见过世面的国家。可悲的是我们的孤陋寡闻，或者是不懂建筑的人扮演了不该扮演的角色。正如在16世纪以前，西方人诚惶诚恐地认为丝绸是“从树上长出来的”一样，我们的决策者们也把现在已经落后的西方文化奉作神来一笔。

      我们可以忽视建筑的结构，可以忽视建筑所带给人的空间尺度感，甚至可以忽视建筑的基本要素。但是必须注意到好的建筑应该和城市的历史、环境、居民和社会追求的文化息息相关，与人的生活经验、审美体验产生共鸣，但安德鲁的方案与中国传统无关，与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无关，与长安街无关，更与北京无关。千万不要和安德鲁起舞，试问世界上哪一座建筑是和周围环境完全割裂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