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FM与BIM：现代性
来源:陈光博客FM与BIM都饱含着“现代性”。随着各种条件的日益成熟，这种现代性（其核心是现代的思维方式）的缺乏正在逐渐成为FM与BIM在中国发展的更为主要的障碍。能够做出富有现代性的产品或服务的人必然是“现代人”。没人天生就具有现代性，这是后天培养出来的，培养的办法，之于整个社会就是教育，之于个人则是学习。
有人说中国无法产生这样的人，略举一个反例。从司母戊方鼎的殷周时代开始，中国就有极为现代的生产组织方法出现。当事人虽然没有留名，但无疑他个人必然已经具备系统全局的思维方法和卓绝的组织才能，且在刚刚告别刀耕火种的时代，就能够组织起超前的化学实验，及几百人的精细分工协作的工匠团队，突兀的制造出这样庞大的工业产品（吴晓波《浩荡两千年》）。任何时代都有可能产生这样的人，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比比皆是，尤其是在时代风云突变的时刻，那些开创新时代的不正是这些一个个的人（individual这个词的意味比字面意思更深）吗。
但是，中国的确缺乏批量而持久的产生现代人的土壤。现代性意味着一种“明天比今天更好”的信念，这是今天的人们普遍会有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鲜见于现代社会之前。这种信念，可不是《大地》中的王龙所想的那种，到头来还是当地主，妻妾成群，死后分田分地（在中国长大的美国人赛珍珠凭借对中国农村社会的观察，著述《大地》三部曲而得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就漫长的中国历史而言，循环及永恒的保持现状是历史的主流，充满个性的特出人物是罕见现象。同样是手工业发达的清初的中国与北美新英格兰地区相比，也同样处于工业化时代之前，前者一直到19世纪末期还在举国上下反对铁路，而后者从立法提供低廉价格的驿站式邮政系统开始构建全国的系统化的通信网络，到运河、铁路乃至电报系统，短短几十年就构建完成了现代社会的信息化的基础设施，这为20世纪的汽车、电话以至电脑网络的真正的信息化时代打下了无比宏大的现代性的基础。当代中国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国策，只是在硬件基础设施上学得美国的历史，而在软性思维方式上仍然身处前工业化时期，这些例子在通信产业、公路物流等等领域俯拾皆是，在新浪微博上可搜得数以千万计的评论。
现代性是一种系统性的思维观念，这种系统性不仅体现在维尔构建贝尔电话网络系统中，也体现在富士康组织几十万的中国内地技术工人组装苹果手机的生产体系中，更体现在苹果公司全球供应链系统及苹果apps生态系统中。当福特第一次有意识的将泰勒的科学管理体系应用于汽车生产时，美国已经拥有了一批掌握这种系统性思维的架构师（英文之architect更为贴切），工商管理专业（英文business administration）和管理杂志也已经出现了几十年了，甘特的计划管理技术早已成熟开始普及性应用。同期杜邦公司及其托管的通用汽车，也都开始有意识的将后勤基建不动产业务集中起来管理（企业不动产与设施管理的前身），他们在管理新建工程项目时所处的管理环境已然是系统化的氛围，他们可以很方便的从早已熟透了的铁路系统中借鉴成熟的管理会计技术，有意识的应用到建筑和设施管理领域。由于芝加哥学派时期（1870-1890年代）已经拥有一大批懂得如何为运营需要进行更好的设计与施工的人才，因此相信同期建造的帝国大厦也已经采用系统性的管理方法，只不过其最终总结成为庞大的标准化文档体系又要等到几十年之后，而这种成果的积累在前计算机时代的确是需要几十年的功夫的。（参考钱德勒系列著作，等等）
由于系统性的实施而导致的困难是巨大的、全局的和长期的，因此在整个系统架构完成之前，必然需要巨大的勇气和耐心，这就不得不借助于那种“明天会更好”的信念，信念始终是一切后天习得思维的源泉。（钱德勒的企业史著作对贝尔电话系统的艰难的创建过程有着生动的描述。）
这种耐心不仅由于其长期性，更由于其涉及面太多，需要极多的沟通协调，这必然是要与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而这一点恰恰又是技术人员所不擅长的。尤其在BIM这种技术所占比重甚大的领域，其所涉传统的业务技术学科就高达几十科，若加上IT技术和管理技术，则看似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这注定需要一批具备现代性的人们进行团队协作，他们要统一起来整合资源、联合各方进行越来越大范围的行业协作，他们要开放思维吸取先进经验、海纳百川的包容各种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更要以无比坚决的耐心等待这一切的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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